秦纪编年到底应该从哪算起？大人物谢幕，新时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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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我们结束了《周纪》的全部5卷，从这一讲开始，虽然还在延续战国的内容，但在《资治通鉴》的编排体系里，已经不属于《周纪》，而进入《秦纪》了。
那么问题来了：战国时代明明还没有结束，将来建立秦朝的秦始皇这时候还只是个孩子，编年怎么就进入《秦纪》了呢？
这种问题，在今天就很好处理，无论前边的《周纪》5卷还是现在的《秦纪》第1卷，通通算作战国时代，直到公元前221年才算秦朝的开始。就算存在争议也无所谓，因为这只是一个历史分期问题，吵翻天也掀不起多大的浪花。
但古人就很为难了。在古人看来，纪年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其次才是历史分期问题，而所谓意识形态问题，本质上就是正邪问题，处理得只要稍不周详，就会堕入邪路，给全社会、全人类指错方向。
事关重大，不可不慎。
所以从汉朝以来，历史到底应该怎样分期，帝王们各有各的立场，学者们各有各的理论，生生把一个貌似很单纯的时间段问题发展成了一门深刻而繁琐的学问，唇枪舌战，喋喋不休。
拿战国时代来说，周赧王驾崩之前还好处理，毕竟周赧王还是名义上的天子，天下共主，即便存在感为零，史书也大可以沿用周朝纪年，但周赧王一死，周王室后继无人，问题就麻烦了。
如果尊重事实的话，这几十年群雄并立，谈不上谁是正统，那么把分期定为战国，纪年要么用太岁，要么用干支，直到秦朝建立为止，这完全说得过去。但这样一来，就显得“正统”存在断层，前朝和后朝缺乏延续性。
这种延续性到底该不该有，这又是意识形态上的一大难题，正反双方各持己见。但是渐渐地，正方占了上风，认为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一脉相承。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一脉相承”的“脉”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激发出了一套关于“正统”的理论，把水越搅越浑。什么算正统，什么不算正统，纷纷扰扰说不清。我们看《资治通鉴》第69卷，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刘备在蜀中称帝，这就让司马光很难办，如果延续黄初年号，等于认曹魏为正统，如果改用刘备称帝的章武年号，但蜀汉政权偏安一隅，怎么看怎么是个割据政权。怎么办呢？
司马光为此发表了一大段议论，说所谓正统、伪统、正位、闰位，这些理论不但复杂繁琐，而且各怀偏见，自己实在是弄不清——别说自己了，从古到今根本就没人弄得清过，自己索性不考虑那么多了，遇到不方便编年的地方就简化处理，毕竟总得编个年嘛。
就这样，司马光在编年问题上表现出了很务实的一面——回到《资治通鉴》的第6卷，既然周赧王驾崩，既然下一个统一王朝是秦朝，那就把这段时期算作《秦纪》好了，以秦国在位的国君作为编年标准。所以在本卷的开始。纪年是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前255年）。
在正统意识上，朱熹就比司马光敏感多了，所以朱熹改编的《通鉴纲目》在编年方面就格外细致。周赧王驾崩之前，《通鉴纲目》用周天子纪年，大字占满一行，头顶用小字标注干支，脚下用小字分为两行，标注各个诸侯国的纪年；而在周赧王驾崩之后，干支纪年继续，但秦昭襄王的纪年并没有用大字占满一行，而是和其他诸侯国的纪年一样，小字分为两行，直到秦朝正式建立才给了大字占满一行的待遇。
这就让朱熹的追随者们鼓掌称道，说朱熹这种安排充分表明了君子以正统为贵，以无统为贱的正确价值观，或者说这是朱熹“大一统”观念的高调彰显。
所以我们读古书，不能只读现代重排本，还有必要去看古籍影印本，因为连排版都会饱含深意。
现在让我们回到《资治通鉴》的叙事脉络，在《秦纪》的第一年里，秦国非但没有一点飞扬跋扈的感觉，反而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下。河东守王稽因为与山东诸侯暗通款曲，被当众处斩。作为王稽的举荐人，应侯范睢自然闷闷不乐。更糟糕的是，秦昭襄王在上朝的时候发出一声长叹，说武安君白起已经死了，郑安平、王稽这两位全都里通外国，我们秦国现在内无良将，外多仇敌，这可怎么好呢？
说者未必无意，听者自然多心。白起之死，很大程度上是被范睢害的，郑安平和王稽又都是范睢为着报答私恩请秦昭襄王破格起用的人，如今弄到这个局面，范睢自然难辞其咎。以范睢的足智多谋，竟然想不出对策，不由得为自己的下场提心吊胆。
应侯范睢的窘迫，让燕国游士蔡泽看到了机会。
于是，蔡泽西行入秦，号称要取代范睢的地位。
范睢本来情绪就差，听说了这个消息，更是怄气，把蔡泽找过来当面训斥，但没想到蔡泽真的说出了一番让范睢大为动容的道理。蔡泽的话，核心内容是这样几句：“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道也。”意思是说，太阳运行到天顶，自然就要下坠，月亮变成满月，自然就要残缺，人生的进与退要顺应时局的变化，这才是聪明人的处世之道。范睢现在该报的恩都报了，该报的仇也都报了，没什么遗憾了，不要再一味进取下去了。
道理其实很简单，范睢其实只要主动谦退，就不难明哲保身，但人在上升期的时候很难想到主动谦退。范睢深受触动，把蔡泽举荐给秦昭襄王，自己称病辞职。秦昭襄王和蔡泽交谈之后，很器重他，先让他担任客卿，很快就提拔他接替了范睢的职位。
看上去蔡泽创造了战国游士的新传奇，但他上任只有几个月就被免职了。《资治通鉴》并没有交代细节，《史记》的说法是，蔡泽得罪了不知道什么人，害怕了，称病归还了相印。但蔡泽一直留在秦国做事，后来还受封纲成君，历仕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和秦始皇4代国君。
蔡泽身上特别能够体现战国时代的游士风貌，他的前半生周游列国，到处找机会，但不论大诸侯还是小诸侯，谁都不给他机会，这可能要怪他相貌大丑。蔡泽既然处处不得志，很自然会求助神秘力量，请著名的相面先生唐举给自己看相，却被唐举拿他的生理缺陷狠狠地奚落了一顿。蔡泽倒也想得开，说富贵是我命里自带的，不用预测了，我只是不知道自己能活多少岁，麻烦您告诉我。
唐举真的告诉他说：从现在起，你还能活43年。
蔡泽很满意，对驾车的人说：我将来要佩戴黄金大印，享受荣华富贵，43年足够了。
结果蔡泽的职业生涯照旧不顺，先去赵国，被赶走了，去韩国和魏国，却在路上遇到劫匪，连炊具都被抢走了。如果这样的日子还要再过43年，那真不如短命死掉算了。还好终于绝处逢生，蔡泽听说了秦国的变局，这才西行入秦，这一回终于碰对了运气。
从范睢和蔡泽的人生，我们还能看到秦国的政治变化：商鞅当初制定的法度不断松弛，秦昭襄王一再破格用人，毫无循名责实的意思，原本只是应对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竟然就被沿袭下来了。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秦国的制度优势会不会终于消失掉呢？或者秦国已经对山东六国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这样的变化反而对秦国更有好处呢？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仔细想想，最后再来看看范睢和郑安平的结局。
从《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来看，范睢似乎得了善终，但睡虎地秦简出土的《编年记》记载这一年里“王稽、张禄死”。张禄就是范睢在秦国用的名字，但范睢到底是自然死亡还是终于被王稽、郑安平事件连坐，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先前邯郸之战，郑安平投降了赵国，受封武阳君，郑安平刚巧也死在这一年里，封地还没捂热就被赵国收了回去。范睢、郑安平和王稽，这3位患难之交，命运就这样牢牢绑定在一起，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真的死在了同一年里。
大人物谢幕，新时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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